热月政变(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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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月政变（英文名：The Thermidor reaction）是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人为了反对雅各宾派的统治发动的政变，此次政变发生于1794年7月27日，当时正值法国共和历的热月，因此被称为热月政变。

1793年6月，雅各宾派上台后，采取一系列恐怖统治措施，较为彻底地摧毁了专制制度。到1794年春，法国内外敌人对革命威胁已经解除，而雅各宾派领导人不但没取消恐怖政策，还加强恐怖政策。1794年6月，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对局势的掌控力持续下滑，统治根基动摇。6月末，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发表了含糊不清、带有指控意味的演说，更让议员人人自危，反对派敲定了政变计划。7月，罗伯斯庇尔长期缺席国民公会，反对派塔利安等人借机完成密谋串联。7月27日，塔利安在国民公会会议上打断圣茹斯特的报告，声讨罗伯斯庇尔的暴政，比约-瓦雷纳等人随即附和，会场内响起“打倒暴君”的呼声。罗伯斯庇尔多次试图登台发言均被阻拦，国民公会最终表决通过逮捕令，将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库东等核心支持者全部逮捕。7月27日下午，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的支持者一度将其救出，试图动员巴黎公社、国民自卫军起事，但巴黎多数街区拒绝响应，支持力量迅速溃散，7月28日凌晨，罗伯斯庇尔等人再度被捕。同日，罗伯斯庇尔等22名核心成员被处决，后续百余名同派成员相继被送上断头台。7月30日，第三批人被处决，其中大多是警务人员和巴黎公社官员，包括公社总议会的副主席。

热月政变终结了法国大革命的激进高潮与雅各宾恐怖统治，热月党人重组权力机构、大幅削减公安委员会权限，释放了大量待处决囚犯；但并未废除恐怖统治的核心法律，仅完成了权力更迭，法国大革命的激进阶段就此落幕，法国政局进入新的动荡周期。

命名

热月政变发生于1794年7月27日，当时正值法国共和历的热月，因此被称为热月政变。

政变背景

政治局势

1793年6月，雅各宾派上台后，采取一系列恐怖统治措施，较为彻底地摧毁了专制制度，完成了革命任务。但是到1794年春，法国国内外敌人对革命的威胁已经解除，而雅各宾派领导人不但不取消恐怖政策，反而变本加厉地加强恐怖政策。这不仅是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专断独行所造成的，也是雅各宾专政的体制所造成的。因此，罗伯斯庇尔一方面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因个人专权和滥用恐怖也失去了政治上的盟友，这就为密谋推翻雅各宾专政的政治集团提供了可乘之机。

到了1794年6月底，罗伯斯庇尔已经明显对局势失去了控制，他的健康状况堪忧，情绪也变得愈发焦躁。在他那威权民粹主义的独裁统治倒台前的最后几周里，他的身体状况和威望都在持续衰弱。他与圣茹斯特已经察觉出若干行政委员会成员越来越大的敌意。然而又一次精神崩溃使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无法出席行政会议和国民公会达三周之久（7月1日至22日）。

一个消灭了所有组织的反对势力、使其意识形态完全渗透法国的独裁政权，之所以在7月底突然崩溃，主要是因为它对“人民”的依赖以及这个概念无比抽象的属性。尽管该政权可以随意调用强大的警力、军队和官僚力量，也确实清除了所有有组织的反抗，然而长期以来，独裁统治集团始终缺乏来自城市与乡村的真正支持。尽管消灭了埃贝尔派和丹东派，当局对雅各宾俱乐部、科德利埃俱乐部以及巴黎街区的控制却变得更加岌岌可危。尽管有不少市政和警务官员对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保持忠诚，然而在俱乐部、国民公会、国民自卫军、街区议会和军队指挥层之中，鲜有人真心支持独裁政权或愿意与其共存亡，因此即便是相对轻微的冲击，也会使其难以承受。独裁政权领导层已经如此远离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根本原则和人的权利，以至于一旦各方协力反抗其主要领袖，该政权便会瞬间土崩瓦解。事实证明，再没有什么比罗伯斯庇尔的“人民”话语体系更站不住脚的了。

矛盾激化

罗伯斯庇尔近期针对瓦迪耶的一些评论让后者坐立不安，以至于在6月15日那天，瓦迪耶用伏尔泰式看待荒谬的眼光，在公安委员会的会议上制造了一场十分让人不快的事件。冷酷的瓦迪耶是个彻底的伏尔泰主义者，也是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总是摆出一副穷人的朋友的姿态；他大肆谈论哲学，喜欢嘲弄宗教信仰，是个彻头彻尾的反让-雅克·卢梭主义者。在那场闹剧中，他嘲讽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的最高主宰崇拜，通过讲述卡特琳・泰奥的故事来表达自己的强烈蔑视。卡特琳是个老妇人，以看到幻象的能力而为人所知，从前在修女院的时候，她被其追随者奉为先知，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前，她由于自称是圣母玛利亚的化身而被关进巴士底狱。1794年5月，她再次被警察逮捕，当时她自称为“雅威之母”，说自己怀上了“新弥赛亚”，即“罗伯斯庇尔”。她组织了一些神秘主义的集会，由她和革命派神父热尔勒圣师主持。1790年4月，热尔勒曾在制宪议会引发了巨大的骚乱，他后来也被捕入狱，接受了问询。瓦迪耶和阿马尔引述的问询报告称，与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关系良好的热尔勒圣师认可卡特琳的说法，即罗伯斯庇尔是人们祈盼已久的救世主。此二人的被捕以及瓦迪耶对该事件加以利用的行为，把罗伯斯庇尔这位一向不擅长处理荒唐之事的独裁者推到了相当尴尬的境地。

罗伯斯庇尔的第三次长时间缺席，使他在行政委员会当中的那些批评者有机会组织起来。领导他们的人是瓦迪耶、拉扎尔・卡诺（他因法兰西共和国近期的军事胜利而声名远播）、比约-瓦雷纳、科洛・德布瓦、巴拉斯和让-朗贝尔・塔利安（他负责在波尔多推行恐怖统治）。在圣茹斯特的恳求下，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终于回归，重拾自己的权力，然而此时独裁政权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比约-瓦雷纳、科洛・德布瓦，瓦迪耶等人都在积极密谋推翻罗伯斯庇尔。

1794年7月26日（热月8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发表了一通冗长而杂乱无章的演说，开始了他的反击。他超过一个月没有现身国民公会，这是场灾难。他的演说既尖酸又偏执，指控密谋反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之人，尤其抨击了那些暗示该政权“掌握在独裁者手中，靠恐怖统治来维系”的“恶毒”说法。深藏不露的反对者把革命法庭称为“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操纵的血腥法庭”。这些邪恶的诽谤者究竟是谁？“他们竟质疑灵魂不灭，还将我称为暴君！”毫无疑问，这些攻击“真理和人民”的家伙是在为“无神论和邪恶”布道。这些恶棍说他的“独裁统治”威胁自由。“我是什么人？要接受这些堕落分子的指控？”他是自由无私的奴仆，是共和国活生生的殉道者。

罗伯斯庇尔控诉道，从丹东市、法布尔和卡米尔·德穆兰犯下试图宽容对待“人民之敌”的罪行以来，什么都没有改变。埃贝尔、肖梅特和龙桑蔑视并诽谤革命政府，而德穆兰则用讽刺性文章攻击它，而丹东又在暗中捍卫德穆兰。同一种模式的颠覆活动如今再次发生。丹东和埃贝尔的追随者随处可见，这些懦弱的可怜虫称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为“暴君”。他们是如何背信弃义地滥用了他的信任啊！他们当面称颂他那“加图式的美德”，背地里则叫他“新喀提林”。利用饥荒大做文章的反革命分子诉诸安娜·埃贝尔和沙博那套伎俩。其他人则采用布里索的策略掩盖真相。国民公会中的无赖和公安委员会中的变节议员沆瀣一气。反对美德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派系必须被彻底消灭，刻不容缓。

罗伯斯庇尔将“煽动性派系”定义为丹东市、卡米尔·德穆兰、埃贝尔、沙博和肖梅特的继承者，指控他们危害大革命的纯洁。这些密谋者结合了埃贝尔主义和丹东主义两大体系，故意给最高主宰制造麻烦并对其肆意嘲讽。但他只用非常含糊的话语揭露自己的敌人，并未点出任何人的姓名，因此这次讲话使国民公会人人自危，只要他有理由对某人感到不满，此人就危在旦夕。这样一来，他毫无必要地在那些原本没有理由投入比约-瓦雷纳、科洛・德布瓦和瓦迪耶的怀抱，进而反对他的议员中间制造了恐慌。如今，他真正的敌人得到了正式的警告，明白如果不立刻发起攻势，一切就太迟了。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的演说杂乱无章，却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自然也获得了国民公会的一致认可。然而就在有人提议将其付印并发放至法国所有社区时，议员们开始窃窃私语，反对的声音也随之出现。比约-瓦雷纳、康邦等人提出异议，6月20日和8月10日起义中的重要人物，巴黎议员艾蒂安-让・帕尼斯更进一步，指出罗伯斯庇尔曾把可敬之人逐出雅各宾俱乐部，仅仅是因为他们拒绝服从他的意愿，甚至只不过是提及了“他的独裁统治”。这一场景使人意识到，最后的决战一触即发。

当晚，雅各宾俱乐部内爆发了冲突，科洛・德布瓦、比约-瓦雷纳和罗伯斯庇尔都想要抢先发言。罗伯斯庇尔占据了讲台，基本上重复了他在国民公会那套偏执的长篇大论，他痛斥自己的敌人，不断提起自己反对无神论的斗争和保卫灵魂不灭的努力，强调自己是“美德的殉道者”。

罗伯斯庇尔过早地相信他能赢得这场斗争。比约-瓦雷纳和科洛・德布瓦知道第二天他们就会在国民公会上受到指控，因此只剩下几个小时的时间用来自救。一整晚，这两个走投无路的人都在努力说服两个行政委员会中每个可以想到的盟友，包括一直以来总是卑躬屈膝的巴雷尔。面对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有可能也对他不满的暗示，巴雷尔大为惊恐，到了最后一刻才不情愿地倒戈，反对罗伯斯庇尔。与此同时，卡诺、瓦迪耶和塔利安已经获得了国民公会中所有吓破胆的议员的支持。

政变过程

1794年7月27日（热月9日）一早，国民公会中的演出达到了高潮，当天的会议由科洛・德布瓦主持。圣茹斯特做了关于危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派系”的报告，指出在行政委员会内部，“科洛・德布瓦和比约-瓦雷纳对公事不闻不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们似乎“已经自暴自弃，只专注于私人利益与立场”。他的报告一结束便立刻引发了骚乱。圣茹斯特还想补充说，在强化大革命及其道德意识的奋战中，科洛・德布瓦和比约-瓦雷纳似乎认为最好不要突出最高主宰和灵魂不灭。他们蔑视关于神意的说法，反对以正确的方式塑造公共精神，而神意“是普通大众的唯一指望，这样的人却被诡辩主义包围，只好恳求上天赐予他们智慧与勇气，以便为真理而战”。然而当圣茹斯特开始控诉正在恢复启蒙哲学主张的“叛徒”时，塔利安地打断了他，高声宣布有危险的“阴谋”出现，需要国民公会立刻予以关注。比约-瓦雷纳也附和道：“正是那些无休止地谈论美德的人，将其踩在了脚下。”随后，在征得议长科洛・德布瓦允许后，他宣布“密谋者”已经召集了由昂里奥统率的武装力量，用来实施他们的背叛行径。

比约-瓦雷纳和科洛・德布瓦要求立即逮捕昂里奥以及他手下主要的国民自卫军军官，并建议同时逮捕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的另一位主要帮手，无情的革命法庭庭长勒内-弗朗索瓦・迪马。当骚乱平息下来以后，国民公会下令逮捕迪马、昂里奥以及昂里奥手下两名重要的军官——布朗热和拉瓦莱特。随后，一些议员开始高呼是罗伯斯庇尔领导了“这次密谋”。罗伯斯庇尔跳上讲台，然而在一片“打倒国王！打倒暴君！打倒这个新喀提林！”的吼声中，他无法发言。塔利安和瓦迪耶激烈抨击“这个野心勃勃的伪君子实施的暴政”，“这个新克伦威尔”，塔利安发誓他要亲自将尖刀刺进任何缺乏勇气批准“暴君逮捕令”之人的胸膛。科洛・德布瓦提议实施逮捕，在一片激昂的喝彩声中，国民公会下令逮捕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随即也下令逮捕库东、圣茹斯特、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和另一名公安委员会中最为专横的成员——皮埃尔・勒巴，此人是个毫无怜悯之心的律师，曾在阿尔萨斯与其他地区为非作歹，行为令人发指，他同时也是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的密友。

热月政变的序幕由此拉开，它直接来自在镇压以及恐怖统治期间沆瀣一气的那些人之间的裂痕。罗伯斯庇尔的主要罪名包括在1793年至1794年冬季期间，他曾暗中试图挽救沙博、卡米尔·德穆兰、巴齐尔和拉瓦莱特，避免将他们推上断头台。这一指控完全是那些将其推翻的人无情的一面的写照。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被带走的时候只来得及痛骂议长科洛・德布瓦和整个立法机关。但他尚未彻底倒台。当天下午，就在国民公会起草并印制他们关于“危险阴谋”的说法并将其送往巴黎街区、公社和法军部队时，罗伯斯庇尔的支持者正努力煽动巴黎公社、国民自卫军、雅各宾俱乐部和巴黎街区起事，而且一开始还颇为成功。当日被捕的人并未被关入卢森堡监狱严加看管，而是被人从看押人员手中强行带走，送到市政厅，置于巴黎公社的保护之下，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则在被单独送往圣拉扎尔监狱的途中获救。最初，亲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分子在雅各宾俱乐部重新占据上风，下令把那些投票赞成逮捕罗伯斯庇尔的议员逐出俱乐部。钟声响彻巴黎各街区，号召无套裤汉行动起来。昂里奥率领他的党羽骑马驰过街头，高声呼喊，说国民公会试图谋杀“最优秀的爱国者”，此外，他还成功动员了一些国民自卫军分队。国民公会当晚回应，将昂里奥、巴黎市市长以及所有参与这次暴动的巴黎公社总议会成员视为不法分子。议会指派十二人委员会负责监督镇压叛乱的行动，瓦尔省议员保罗-弗朗索瓦・巴拉斯过去是恐怖统治的实施者，重要的雅各宾派成员，也是热月党人中的一位，在这一决定性的时刻，他没有陷入慌乱，奉命指挥国民公会武装力量作战。他对国民公会大厅采取强化保护措施，预防巴黎公社煽动暴民向议员们发动攻击。

巴黎街区议会聚在一起召开紧急会议，但很快产生了分歧。这标志着斗争高潮的到来。罗伯斯庇尔主义的精髓，在于通过操纵街区议会来镇压那些得不到准确信息的手工业者。现在，四分五裂的正是这一关键机制。在至关紧要的时刻，他们无法煽动起足够多的无知群众。在数小时的争吵过后，18个街区的革命委员会拒绝支持罗伯斯庇尔，并向国民公会派出代表团，承诺支持那里的议员。巴黎郊区的无套裤汉大都不愿支持罗伯斯庇尔，即便对待昂里奥，他们也态度冷淡，而他曾是最受他们喜爱的大人物。雅各宾俱乐部也陷入了分裂，有人站在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一边，其他人则支持国民公会。最后，支持国民公会的成了多数派，认为那些反对昂里奥暴动的才是“真正的雅各宾派”。事实证明，团结起来支持罗伯斯庇尔的人也并不积极，更有甚者，在关键的几个小时过去后，暂时支持罗伯斯庇尔政权的群众也纷纷散去。据说在热月9日深夜，市政厅广场上几乎空无一人。1794年7月28日凌晨两点，巴拉斯带着忠于国民公会的武装人员现身，发现市政厅无人守卫，冷漠的支持者已经完全抛弃了藏在里面的各位被告。现场发生了短暂的骚乱，两边用手枪对射；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从窗台上跳下，身负重伤；勒巴饮弹自尽；昂里奥逃走了，但后来也被抓获；其他人多数受伤并被捕。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开枪自杀未遂，下颌血流如注，最终被捕。

处置

核心支持者被处决

第二天，1794年7月28日即热月10日，国民公会整日开会，听取了大量证人的证词，他们纷纷指控“现代克伦威尔及其兄弟的道德沦丧与卑鄙”，罗伯斯庇尔的弟弟被控盗用公款。在短暂的审讯过后，罗伯斯庇尔及其22名主要支持者，包括圣茹斯特、昂里奥、库东、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帕扬和弗勒里奥-莱斯科，便被革命法庭轻率地判处死刑，由囚车押往革命广场。

死刑犯当中有12名巴黎公社官员，为首的是巴黎的新市长让-巴蒂斯特・弗勒里奥-莱斯科和克洛德-弗朗索瓦・帕扬。帕扬是救国委员会联络办公室主任，即便曾是多菲内的贵族，后来却成为巴黎公社的法国密探，是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监视其同僚的主要间谍之一，也是他亲自选入革命法庭的冷血成员。比利时人弗勒里奥-莱斯科也是革命法庭的一员，尽管他是来自布鲁塞尔的外国人，却成了罗伯斯庇尔的朋友，那年春季他取代帕什成为巴黎市市长，因为后者不愿参与反对埃贝尔的行动。在此前一天下午动员大家反对“新密谋者”、支持罗伯斯庇尔的行动中，弗勒里奥-莱斯科是除昂里奥之外最积极的一个。在极度兴奋的人群面前，处决程序一共花了好几个小时。轮到罗伯斯庇尔时，刽子手首先除去了罗伯斯庇尔脸上的绷带，那张布满血迹的扭曲面庞在人群中引发了一阵愤怒的吼声。据梅西耶记载，在铡刀落下的那一刻，群众中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欢呼声一直持续了15分钟。

“暴君”已死的消息传来，国民公会中同样一片沸腾。第二天，又有70名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派成员上了断头台，他们多数是市政官员与国民自卫军军官。1794年7月7月30日（热月12日），第三批人被处决，其中大多是警务人员和巴黎公社官员，包括公社总议会的副主席。任何一次处决都没有引发丝毫的民众抗议。讽刺的是，当臭名昭著的首席公诉人富基耶-坦维尔把罗伯斯庇尔及其党羽送上断头台的时候，他就像当初处置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布里索派时一样冷血，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慌张。

权力结构重组

政变结束后，热月党人很快采取行动，废除革命法庭，重组国民自卫军，清洗行政委员会，恢复重要军官和行政官员的职权。1794年8月24日，他们大幅削减了公安委员会的权力，随后将其大部分职权范围限制在军事与外交事务上。瓦迪耶越来越遭人非难，人们指责他在1790年至1791年间曾支持巴伊和拉法耶特，当初拒绝并诋毁“共和制”的态度更甚于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是个虚伪的家伙。1794年9月1日，他被逐出公安委员会。

罗伯斯庇尔倒台后第二天他们就废除了6月10日的镇压法令，不过该法令本来就不受大多数山岳派成员欢迎。1793年9月17日的《嫌疑犯法案》才是恐怖统治的真正法律基础，而它此时仍然有效。

历史影响

恐怖统治的终结与政治氛围的转变

恐怖统治本身的阴影已经过去。国民公会重掌大局。数周之内，好几份在恐怖统治期间遭到限制或取缔的报纸重新冒头，它们如今全在激烈谴责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暴政的不择手段，其中以塔利安的《公民之友》、《哲学周刊》，以及9月12日加入这一行列的弗雷龙的《人民演说家》最为著名。

热月政变标志着对罗伯斯庇尔本人及其独裁统治的全面拒斥，它消灭并监禁了数百人，然而这样的清洗却是在凭空捏造的前提下，由很多更卑鄙的人与最寡廉鲜耻的恐怖统治者亲手实施的。他们在自己与罗伯斯庇尔的同谋之间建起一道虚假的人造高墙，在没有任何道德或意识形态动力的依据下追捕曾经的同僚。

社会与司法层面的变化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法国各地大量与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有联系或据说有联系的俱乐部领袖、官员和军官被捕，遭到或长或短的监禁。8月1日，富基耶-坦维尔本人也在难以置信的惊愕中被捕，8月10日，革命法庭的残余成员全部被清洗。在某种程度上，很多逮捕都是出于私人恩怨的复仇渴望。

由于罗伯斯庇尔的倒台，大量本应被处决的囚犯得以幸存。沃尔内之所以比暴君活得更久，是因为就在热月政变发生前不久，一位巴黎公社的官员在既定的处决发生之前将其转移到另一座监狱（这位官员本人随后也掉了脑袋），使他正好与前去送他上刑场的押解员彼此错过。德斯蒂・德・特拉西在修道院监狱关了8个月，离死亡只差两天，因为对他的审判就定在热月11日。

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与热月党人的统治

然而，热月党人虽然除掉了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精挑细选为他服务的无情人物，却用实际上同样专断、狡诈且善于蛊惑人心的角色取而代之。他们之所以能够接替前任，唯一的资质就是与罗伯斯庇尔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从意识形态，以及革命理念和原则的角度来看，这种替换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所谓的“热月反动”，只不过是集中精力消灭罗伯斯庇尔的追随者。热月党人的优势在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早期大部分真正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共和派的重要人物如今或死或逃，要么就像多努、加拉、沃尔内和托马斯·潘恩一样依旧身陷囹圄。

控制两大行政委员会的山岳派新领袖除了上文提及的那些，还有特雷亚尔、迪蒙，以及公安委员会前委员雅克-亚历山大・蒂里奥，他曾是布里索派，后来在恐怖统治期间成为山岳派领袖，但在热月政变前不久与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决裂，被当成隐藏的“温和派”和“布里索派”而被逐出雅各宾俱乐部。安德烈・迪蒙是恐怖统治的资深参与者，在法国北部，他是最为狂热地迫害神父的人之一。热月政变后，上述人等与科洛・德布瓦、比约-瓦雷纳、阿马尔和巴雷尔一起努力，拒绝更多根本性的改变，将温和主义斥为反革命势力的头号“通行证”。

思想与舆论领域的变化

弗朗索瓦-诺埃尔·巴贝夫提醒人们，“你是雅各宾派”这句话被当成侮辱的那些日子过去还没多久。但在热月政变过后，究竟谁才是“雅各宾派”？真正的雅各宾派大都要么上了断头台，要么被流放。弗雷龙和巴贝夫担保，雅各宾俱乐部依然拥有一些“真正的爱国者”，然而据弗雷龙说，在声名扫地的领导层强加的暴政束缚下秘密发出抱怨的人中，只有15名寡廉鲜耻的家伙试图完成不可能的任务，那就是让高压统治以一种区别于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那样公然无情的方式继续下去，同时坚持一套陈腐乏味的意识形态。

事实上，人们创造了一整套全新的政治神话。只要无休止地贬低罗伯斯庇尔、库东和圣茹斯特，雅各宾党人本身一尘不染而刚正不阿，只不过惨遭背叛这一神话就获得了多数人的认可。按照这种说法，巴黎公社、武装力量、司法机构和公共舆论本身全被同一个堕落的怪胎操纵了。这位暴君凭一己之力，便将每个公民的生死玩弄于股掌之间。

对大革命后续发展的影响

没过多久，要求罢黜前山岳派人士的声浪卷土重来。《人民演说家》称之为“残暴野兽”的那伙人，从来没能完全压制缓慢增长的抗议，以及“极少数英勇作者奋力揭露其罪行”的声音。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的狡诈与独裁所带来的创伤、惊骇与愤慨缓慢但坚决地演变成越来越强烈的呼吁，要求开展一次大范围的深入调查，看看当初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以便彻底揭露关于山岳派道德败坏与意识形态堕落的一切。

尽管像雅各宾派报纸控诉的那样，布里索派的同情者抨击“自由”捍卫者的言论越来越多，大部分幸存下来的重要布里索派成员仍然处于藏匿或被监禁的状态。从要求给74名遭到驱逐但幸存下来的“吉伦特派”议员复职的呼声背后，当局自认为发现了一大群危险的温和派和保王派。然而只要共和左派依然无法进入国民公会，任何关于恢复自由、正义与廉洁的呼声就不可能成为现实。就释放他们一事，当局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因此在热月政变过去4个多月后，在1794年12月中旬，他们终于作为国民公会议员回归。获释的布里索派马不停蹄，立刻指控热月党人为“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的党羽”，这一策略十分有效，因为对1794年底的前山岳派人士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指控更危险的了。山岳派成员，无论是否支持罗伯斯庇尔，一律被布里索、让索内、巴尔巴鲁和卢韦的追随者视为同属一个阵营，被一并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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