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纪文(原国民政府南京特别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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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纪文（1890年10月19日-1957年4月12日），原名兆镕，字自然、兆铭，出生于广东顺德区古楼堡佩江乡，祖籍为广东东莞县横沥下车岗村。曾任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安国军政府财政部佥事、金库长、广州市审计局长、欧美市政考察专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广东省农工厅厅长、南京特别市首任市长等。

1909年，刘纪文与郑岸父等人在香山石岐果栏街开设了庆利商店，将其作为秘密联络点，用于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力量。1910年，刘纪文加入同盟会，1912年，刘纪文被广东军政府选派赴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东京私立志成学校、日本私立法政大学，期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刘纪文归国后追随孙中山，历任广州大元帅府安国军政府财政部佥事、金库长等职，1921年，刘纪文出任广州市审计局长，投身广州市政工作；1923年，刘纪文被孙中山任命为欧美市政考察专员，赴英国伦敦大学、剑桥大学深造并考察欧美多国市政建设，1926年，刘纪文归国后历任广东省农工厅厅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需处长。

1927年，刘纪文在蒋介石举荐下出任南京特别市首任市长，任内主持修建中山大道、打造五洲公园（今玄武湖公园），为南京城市建设奠定重要基础，1928年，刘纪文与许淑珍成婚，1930年，刘纪文在上海就任财政部江海关监督，1931年3月，刘纪文不满蒋介石囚胡汉民于汤山，南下广州加入了反蒋派，组成广州国民政府，为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1932年，刘纪文任代理广州市市长，推动广州城市建设、工商业发展与民生配套完善。1935年11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他卸任广州市长后任广东省政府委员，抗战时期赴重庆市从事前线慰劳与抗战宣传工作，1946年，刘纪文任审计部政务次长，1947年，刘纪文当选广州市国大代表，1949年，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受聘为“南京总统府国策顾问”，1955年，刘纪文确诊肠癌，次年，赴美治疗未果，1957年4月12日，刘纪文于美国洛杉矶望城医院病逝，享年67岁。

人物生平

留学日本，考察欧美

刘纪文，原名兆铭，字自然，祖籍为广东东莞县横沥下车岗村，家族世代以务农为生。清朝咸同年间，刘氏一族从东莞迁徙至顺德区。1890年10月19日，刘纪文出生于广东顺德县古楼堡佩江乡，其父名为刘泰全，母亲为老氏。尽管出生于顺德，但在旧时重视祖籍的传统下，刘纪文始终以“东莞人”自居。1909年，刘纪文与郑岸父等人在香山石岐果栏街开设了庆利商店，将其作为秘密联络点，用于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力量。1910年，经周演明介绍、谢英伯主盟，刘纪文加入了同盟会。次年，清朝统治覆灭，广东军政府正式成立。1912年12月，广东军政府选派48名同盟会会员前往日本留学，另有20名前往欧美深造，刘纪文与丁颖、李仙根、周演明等人一同被送往日本。在日本期间，刘纪文进入东京私立志成学校就读。1913年6月，刘纪文在东京小石川区扫除町中华圣公会，接受了伊悦理牧师主持的洗礼。1914年，刘纪文从志成学校毕业，随后进入日本私立法政大学，主修政治学。期间，他加入中华革命党，担任财政部员一职。在留学之前及赴日初期，他一直使用“兆铭”这一名字，后来增添别字“纪文”，并以别字行世。1917年，刘纪文返回国内，先在中华革命党上海本部任职，之后跟随孙中山南下广州市，在广州大元帅府担任安国军政府财政部佥事、金库长。

1921年4月3日，广州市政厅正式成立，孙科任第一任广州市市长，刘纪文则出任审计局长，这是他投身广州市政工作的开端。次年6月16日，陈炯明部下炮轰越秀山前总统府，刘纪文在广东省人民体育场偶遇负伤的孙中山警卫张猛，他当即为张猛包扎了左膝下方的伤口，并动用汽车将其送往第一师司令部（位于长堤官铸局）救治。1923年8月，孙中山任命刘纪文为省政府欧美市政考察专员，派遣他率领团队前往英国留学深造。刘纪文一行在伦敦大学、剑桥大学潜心研读，同时利用课余时间，考察了欧洲多个国家的市政建设情况。1926年夏季，刘纪文完成了在英国的学业，先前往欧美各国考察市政，之后经由加拿大返回广州市。同年7月17日，刘纪文被任命为广东省农工厅厅长。当时的省农工厅位于光孝街，内设厅长、主任秘书、秘书各一人，下设文书组、编纂组、会计组以及农工科、统计科。尽管名为“农工厅”，实际上也处理了大量劳资纠纷相关事务。1926年9月，因“曲江农民减租”事件，刘纪文被调任。该事件的起因是曲江区遭遇大旱，粮食歉收，当地农民提出减租要求，省农协常委周其鉴、省农协北江办事处主任蔡如平等人与曲江农协商议后，决定将租额减免三成，并将相关情况上报省农工厅，却遭到了刘纪文的拒绝。9月24日，曲江县救灾会的代表前往省城请愿，并当面质问刘纪文。为平息事态，国民政府最终答应了曲江代表的减租要求，刘纪文也因此被调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担任军需处长。

南京市长，喜结良缘

1927年4月，国民政府决定将首都定在南京。在蒋介石的大力举荐下，刘纪文出任南京特别市第一任市长。6月1日，刘纪文在《市政府宣言》中表示，为改变南京“教育落后、实业衰败、街市狭窄、道路不平”的现状，计划在南京修建马路、改善交通，同时端正社会风气、修建公园。直至今日，刘纪文在任期间修建的那条长12公里、宽40米的沥青路面“中山大道”，以及在玄武湖边创办、广集世界物产的“五洲公园”（今玄武湖公园），依然是南京市民的骄傲。在南京任职期间，刘纪文最大的收获便是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许淑珍。许淑珍原本与父母居住在上海四川北路，她与妹妹许淑英一同在上海晏摩氏女校就读。许淑珍学习勤奋刻苦，各科成绩均十分优异，尽管学校离家不远，但她坚持住校，一方面是喜爱校园的清静环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方便自学。许淑珍擅长修饰自己，衣着素雅得体，不仅容貌秀丽，还多才多艺，却从不骄傲自满、轻视同辈，待人接物温和友善，与同学交谈时言语谦逊、彬彬有礼。她热爱书法，每天清晨无论严寒酷暑，都会坚持早起练习书法，因此其书法作品秀丽工整，深受众人喜爱。据说当时追求许淑珍的优秀青年不在少数，但她最终选择了比自己年长17岁的刘纪文。1928年10月18日，刘纪文与许淑珍先是在南京市府大礼堂举行了婚礼，由蒋介石、谭延闿担任证婚人；随后又前往南京圣公会礼拜堂举行了基督教婚礼仪式。这场婚礼办得十分气派豪华，“新夫人穿着价值25元一双的丝袜”一事，还成为了当时的热门新闻。

重返羊城，主政广州

1930年4月25日，刘纪文在上海出任财政部江海关监督。1931年3月，刘纪文不满蒋介石囚胡汉民于汤山，南下广州加入了反蒋派，组成广州国民政府，为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两年之后，即1932年3月21日，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决定任命刘纪文代理广州市长。此时的刘纪文，凭借着担任南京市长、江海关监督期间积累的丰富执政经验，对主政广州充满了信心。1932年正值广州的“黄金发展时期”，“南天王”陈济棠正全力将广州打造为“首善之区”，再加上前任市长程天固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城市建设专家，此前越秀山水塔、市府合署、中山纪念堂及纪念碑、珠江铁桥、省港长途电话、电力扩容等工程已建成或正在兴建，因此刘纪文一上任，就有了许多出席工程开幕仪式的机会。

3月28日上午10时，刘纪文在市政府举行的就职典礼上正式上任。同日，他任命詹菊似为社会局长、何荦为公安局长、袁梦鸿代理工务局长、刘秉纲代理财政局长。上任伊始，刘纪文便提议成立城市建设委员会。在次年开始实施的“广东三年施政计划”中，广州市始终被定位为全省区域经济布局的中心，并初步建成了西村、河南省两大工业区。当时的广州是广东省近代民营机器工业的集中地，其民营工业厂数占全省的43%，资本额占全省的58%。工业的发展带动了金融业和商业的繁荣，西堤、十三行、十八甫、北京路（今北京路）等商业区逐步形成，各类百货公司、戏院、旅馆和饭店纷纷开业。1936年，广州市的商户已达31970家，营业额达6.5亿元，国内贸易总值占全国的6.08%，位居全国前五。这一时期，广州市建成了海珠桥，修筑了西堤轮渡码头，还建成了市立中山图书馆、东山区西式住宅等建筑；开通了连接广州与省内各地、省外各大城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长途电话，并建立了无线电台。1932年4月7日，东山百子路增设的电话分所建成开幕，广州市内电话号码一下子增加了3000个，当时广州的电话用户已达7000户。截至1934年，广州市的马路总长达到140公里，新增5家公共汽车公司，开辟了19条公交线路。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刘纪文十分注重细节，他关注的不仅是马路和高楼大厦，还有自来水、木柴、汽油等与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务。当时尽管广州市已有自来水供应，但大部分市民仍习惯饮用井水，一旦发生疾病流行，极易扩散蔓延。对此，刘纪文一方面强调要增设公用水管，以满足普通市民的用水需求，另一方面鼓励用户安装水表——当时若无水表，自来水按户收费，导致浪费现象严重。他主张对安装水表的用户实行减价收费，对未安装水表的用户适当加价。此外，刘纪文认为烧柴是较为落后的燃料使用方式，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用煤炭替代木柴。

强调服务，讲求奉献

早在南京任职期间，刘纪文就有“铁腕市长”的称号。当年修建南京中山大道时，共拆除了400多户民房，对于那些拒绝搬迁的“钉子户”，政府派人进行强制拆除，并将拆下来的砖瓦建材，抵扣给拆迁工作人员作为工钱。当时的南京，“甚至有不少人不知道国民政府主席是谁，但对于这位负责拆屋的市长（指刘纪文），就连三岁小孩都知晓”。到了广州市之后，刘纪文做事依然雷厉风行、一丝不苟。1932年5月，刚上任不久的刘纪文就强调“公正廉明”，他表示这四个字是公务员必须遵守的纪律，也是古往今来为公众服务者应具备的美德。同年8月，刘纪文在市政府“总理纪念周”大会上，提出要与全体同僚共勉“服务精神”。他表示，我们在政府任职，首先要明确服务的意义——即为公众谋求利益，将自身的全部能力奉献给政府。为政府服务，就应当勤勉尽责，即便需要牺牲性命，也要努力完成本职工作。政府给公务员发放的薪俸，仅仅是维持生活的费用，并非服务的真正代价；如果误以为薪俸就是工作的报酬，就无法真正理解服务的意义，甚至会因觉得报酬过低而心生失望。

刘纪文认为，公务员的“服务”与“佣工”有着本质区别：佣工是为了谋求个人利益，为获得酬金而受雇于人，不仅有选择是否受雇的自由，酬金数额也可由双方协商确定。他举例说明：假设一名建筑师在6个月内可以绘制出价值100万元工程的图纸，若按3%的酬劳计算，他能获得3万元酬金；但如果进入政府任职，从事同样价值100万元工程的图纸绘制工作，若月薪为300元，6个月也只能拿到1800元，两者差距悬殊。再如社会上靠写文章、卖书法谋生的人，往往一个字、一篇文章的价格十分高昂；如今市政府里也有不少擅长文墨绘画的人，若按照他们在社会上的收费标准计算，或许一天的工作量就能抵得上一个月的薪俸。因此，在政府任职，不能以薪俸来衡量工作价值，更不能将自己与佣工等同看待。如果没有为公众谋利益的服务精神，一味计较薪俸多少与工作强度是否匹配，甚至借着职务名义中饱私囊，将做官视为发财的捷径，那就违背了孙中山总理的遗教。他曾说：“我们这些从事市政工作的人，就如同建筑工人，工人建造房屋，唯一的责任就是确保房屋坚固、美观，不必过问房屋的居住者是谁。只有树立起这样的信念，做起事来才会得心应手、内心坦然。”

注重形象，爱惜老友

刘纪文平日里十分注重自身形象，总是文质彬彬、神采奕奕。他喜欢拍照，常常与友人交换照片留念。在广州市任职期间，他曾打算请一位画家为自己画像，却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机会。后来，他看到弟弟刘秉纲请香港特别行政区画家李铁夫画的肖像，栩栩如生、十分逼真，便邀请李铁夫到市政府为自己画像。李铁夫带着一名助手，携带绘画工具来到市政府会客厅，与刘纪文约定，每天利用办公之余的1至2小时进行创作。画像时，刘纪文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李铁夫则在他面前展开画架，精心描摹。十几天后，画像完成，刘纪文邀请市政府的同僚一同欣赏，众人纷纷称赞李铁夫的绘画技艺高超。这幅画像以战场为背景，画面上烽火漫天、断木残枝隐约可见，暗喻当时祖国正处于日本铁蹄践踏下的多难岁月。

刘纪文是一个十分念旧的人。1932年6月的一天，他前往市工务局视察，当时该局测量股主任名叫伦仲翔，听说市长要来，便让下属在自己的办公桌角贴上了名字。那天，刘纪文看得格外仔细，逐一查看每位职员的工作情况。当他走到一名名叫郭日初的职员办公桌前时，郭日初并不在岗位上。刘纪文看到“郭日初”这个名字，顿时露出了惊讶的神情，向伦仲翔询问郭日初的情况，并让他尽快找到郭日初。众人找了许久，最终在厕所找到了郭日初。刘纪文远远看到他，便主动上前握手，与他亲切交谈。刘纪文离开后，同僚们纷纷询问郭日初如何认识市长，郭日初满脸通红地说道：“那还是1912年，胡毅生（胡汉民的弟弟）担任士敏土厂总办的时候，刘纪文是会计科长，我是工程科长，我们当时是同事。如今人家已经是市长，我却只是一个月薪90元的测量员。”众人这才明白，他刚才躲进厕所，是因为觉得自己身份低微，不好意思见昔日的同僚。不久后，工务局长叫郭日初到自己的办公室，郭日初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经市长特批，郭日初升任建筑课技佐，月薪150元。

撤退台湾，病逝美国

早在1931年宁粤分裂之际，刘纪文就属于孙科一派，曾联手反对蒋介石，并在广州市成立了新的“国民政府”。陈济棠治理广东省期间，刘纪文担任广州市长一职。1936年7月，陈济棠下台，同月，刘纪文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广州市长一职由曾养甫接任。刘纪文离任后，深感宦海沉浮、身不由己，时常有退隐山林、安享晚年的想法。他在东山修建了一座书楼，取名为“三思楼”。书楼建成后，他花费7000多元搜集了大量国内的著述秘本及名人书传，客人一进入书楼，便会被满室藏书吸引，目不暇接。书楼内部布置现代化，墙壁上挂满了名人字画，还陈列着古玩瓷器，散发着古色古香的气息。1938年，广州战役，刘纪文前往重庆市，期间主要从事慰劳前线将士、声援抗日前线，以及通过广播电台向沦陷区进行宣传等工作。1940年2月，刘纪文加入重庆各界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前往桂林市、韶关市、衡阳市、耒阳市等地慰问军队。1944年元旦，在国民政府举行的授勋仪式上，刘纪文荣获二等景星勋章。1946年，日本投降后，刘纪文担任审计部政务次长。

1947年11月，刘纪文当选为广州市的“国大代表”。1949年，中国国民党兵败撤退至台湾，刘纪文也随之前往台湾。

在台湾，刘纪文被聘任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当时，由蒋介石提名的几十位“国策顾问”，名义上是为政府提供咨询建议，实际上是一种退休安置方式。1955年的一天，刘纪文发现自己有便血症状，误以为是疮疡，并未重视。后来前往台大医院检查，被确诊为肠癌。他的妻子许淑珍起初向牧师求助，她认为何应钦、余海湛的妻子虽然也曾患肠癌却得以治愈，是因为她们信奉基督教，依靠宗教信仰增强了治愈的信心。但当一位牧师询问刘纪文是否愿意接受《圣经》的全部真理时，刘纪文回答道：“我相信耶稣拥有伟大的人格、博爱的精神和牺牲的言行，是人类的典范，我们应当向他学习。但对于耶稣是童女所生、第三天复活，以及他在世间所行的神迹奇事，由于不符合科学规律，我无法接受。”尽管牧师和信徒多次向他解释，刘纪文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

1956年春季，刘纪文前往美国接受手术治疗，但此时已为时已晚，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肝脏。次年3月13日，在进入医院的前一晚，刘纪文对妻子和儿女说道：“我这次住院，如果能够痊愈，我还要再次为国为民，拼尽这把老骨头！如果无法医治，请将我的遗体捐赠给医学人士进行解剖检验，或许能为医学研究贡献一点力量……”1957年4月12日，刘纪文在美国洛杉矶望城医院与世长辞，享年67岁。

个人生活

1928年10月19日，39岁的刘纪文与22岁的许淑珍在南京市政府礼堂结婚，蒋介石和谭延闿出面证婚，后至南京圣公会礼拜堂举行基督教仪式，婚礼办得气派豪华，有彩车专列来往于宁、沪之间。婚后二人到广州市探扫古小姐坟墓，再到北京碧云寺祭奠孙中山灵柩。刘纪文与许淑珍结婚后，两人育有五个子女：刘曼华、刘恩华、刘良柱、刘良栋、刘庆华。

家庭成员

获得荣誉

后世纪念

2012年10月19日，由广州市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刘纪文先生生平展”当日在广州揭幕。展览展出民国时期的珍贵文物、文献、字画等数十件及图片两百余张，其中绝大部分为首次亮相。刘纪文是广东顺德人，早年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曾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部次长、南京特别市市长、广州特别市市长等职；在广州任市长期间，他主持建成广州第一座跨江大桥海珠桥，开办平民罗定学宫并设廉价食堂、留宿贫苦劳工。展览现场展出了刘纪文与民国政要的来往信函和合影、政府文件、委任状、勋章、穿过的衣服等物品，其亲属珍藏多年的数十件书画题跋尤为引人注目，其中包括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廖仲恺、居正等人的作品。同时展出的还有刘纪文的中国同盟会会员证、中华革命党党员证、中国国民党党员证，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林家有指出，像这样民国政要的“三证”保存齐全，在海峡两岸都十分稀少。本次展览免费开放至11月底，除“游学篇”“革命篇”“施政篇”外，还特设“天伦篇”介绍刘纪文的婚恋与家庭，以辟除坊间传闻。刘纪文的多数子女现定居美国，他们将珍藏近80年、由胡汉民亲笔题写的“海珠桥”三字真迹带回广州市，并于19日赠送给广州市人民政府；刘纪文次子刘梁栋表示，这幅字当年曾镶嵌于海珠桥上，希望广州市民都能看到。